- 盛承;郭丛;
<正>2018年11月20至22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历史上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在厦门召开。来自海内外的八十余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提交论文七十余篇,现将会议主要内容概述如下。会议共有十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探讨宗教在历史环境变化中的作用,认为强调宗教作用是文化决定论的表现,夸大了思想的力量和文本的重要性,而人口、气候、
2019年02期 v.34;No.131 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04K] [下载次数：35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盛承;郭丛;
<正>2018年11月20至22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历史上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在厦门召开。来自海内外的八十余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提交论文七十余篇,现将会议主要内容概述如下。会议共有十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探讨宗教在历史环境变化中的作用,认为强调宗教作用是文化决定论的表现,夸大了思想的力量和文本的重要性,而人口、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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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2018年11月20至22日,由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的"历史上环境与社会经济的互动"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史专业委员会首届年会在厦门召开。来自海内外的八十余名学者参加此次会议,提交论文七十余篇,现将会议主要内容概述如下。会议共有十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中国人民大学唐纳德·沃斯特(Donald Worster)教授探讨宗教在历史环境变化中的作用,认为强调宗教作用是文化决定论的表现,夸大了思想的力量和文本的重要性,而人口、气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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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胡戟、荣新江两位先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收录了《成善墓志》和《武万秋墓志》。两方墓志均系首次刊布,其全名分别为《唐故主簿成君墓志铭》和《唐故武府君墓志铭并序》。关于两方墓志的出土地,解题依据二人之郡望均系于今太原,当不确,今释证如下:墓志中的记载是确定葬地的最直观证据。成善墓志中言其与夫人冯氏合葬于州城东(南)十五里平原,该州城何指?墓志没有具言。但似乎可以确定与太原无关,因为中古时期太原的官民墓葬主要集中在城西,从今
2019年02期 v.34;No.131 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55K] [下载次数：30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武亨伟;
<正>由胡戟、荣新江两位先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收录了《成善墓志》和《武万秋墓志》。两方墓志均系首次刊布,其全名分别为《唐故主簿成君墓志铭》和《唐故武府君墓志铭并序》。关于两方墓志的出土地,解题依据二人之郡望均系于今太原,当不确,今释证如下:墓志中的记载是确定葬地的最直观证据。成善墓志中言其与夫人冯氏合葬于州城东(南)十五里平原,该州城何指?墓志没有具言。但似乎可以确定与太原无关,因为中古时期太原的官民墓葬主要集中在城西,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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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胡戟、荣新江两位先生主编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中收录了《成善墓志》和《武万秋墓志》。两方墓志均系首次刊布,其全名分别为《唐故主簿成君墓志铭》和《唐故武府君墓志铭并序》。关于两方墓志的出土地,解题依据二人之郡望均系于今太原,当不确,今释证如下:墓志中的记载是确定葬地的最直观证据。成善墓志中言其与夫人冯氏合葬于州城东(南)十五里平原,该州城何指?墓志没有具言。但似乎可以确定与太原无关,因为中古时期太原的官民墓葬主要集中在城西,从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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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点校本《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下简称"点校本"),是嘉惠学林之举,然而笔者在读其《陕西备录》上篇时发现几处讹误,今正之。一第1986页《隋唐书·食货志》篇载:"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興而西,至於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按:此处"大興"应为"大舆"之误,点校本以四部丛刊三编本为底本,查其底本,记为"大舆"。此处出自《旧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九食货下》,
2019年02期 v.34;No.131 127-1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22K] [下载次数：27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王开明;
<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点校本《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下简称"点校本"),是嘉惠学林之举,然而笔者在读其《陕西备录》上篇时发现几处讹误,今正之。一第1986页《隋唐书·食货志》篇载:"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興而西,至於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按:此处"大興"应为"大舆"之误,点校本以四部丛刊三编本为底本,查其底本,记为"大舆"。此处出自《旧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九食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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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了点校本《天下郡国利病书》(以下简称"点校本"),是嘉惠学林之举,然而笔者在读其《陕西备录》上篇时发现几处讹误,今正之。一第1986页《隋唐书·食货志》篇载:"舊制,東都含嘉倉積江淮之米,載以大興而西,至於陝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此耀卿所省之數也。"按:此处"大興"应为"大舆"之误,点校本以四部丛刊三编本为底本,查其底本,记为"大舆"。此处出自《旧唐书》卷四十九《志第二十九食货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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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学科奠基与中心概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地理学科建设,起始于1981年尹钧科先生从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到历史所工作。他长期致力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奠定了历史地理学在本院发展的基石并将其培育为优长学科之一。北京历史地理暨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10月30日,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下,旨在以北京历史地理为学术基础,以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要范围,
2019年02期 v.34;No.131 1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850K] [下载次数：12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孙冬虎;
<正>一、学科奠基与中心概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地理学科建设,起始于1981年尹钧科先生从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到历史所工作。他长期致力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奠定了历史地理学在本院发展的基石并将其培育为优长学科之一。北京历史地理暨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10月30日,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下,旨在以北京历史地理为学术基础,以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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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一、学科奠基与中心概况: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的历史地理学科建设,起始于1981年尹钧科先生从北京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到历史所工作。他长期致力于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历史地理研究,主持完成了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奠定了历史地理学在本院发展的基石并将其培育为优长学科之一。北京历史地理暨村落文化研究中心成立于2005年10月30日,在北京市社会科学院领导下,旨在以北京历史地理为学术基础,以北京及其周边地区为主要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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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燕平;
今甘肃、陕西、山西、东北、内蒙、新疆等西北部中国均有甘草分布。此前,先在《神农本草经》时期,甘草疗效记录在列,产地相关的记述则要晚至魏晋南北朝。直至清代早期,甘草产区的变动大致未能超出今甘肃、陕西、山西和内蒙西部。一战期间,作为国际甘草市场供货地的土耳其销路受阻,中国甘草开始作为替代出口海外。域内原有的甘草产区难以应对持续且大量的出口,原生有甘草的内蒙、东三省、新疆、西藏等地陆续加入,开始成为新增甘草产区。与国内主要作为治病良药的社会情形不同,出口甘草的大端,是作为烟草等物的矫味剂来利用。迥异的利用方式,诚然深刻影响了本土甘草产区的变动。还有随着大量甘草的持续采掘,原生资源渐衰,栽培甘草也陆续在这一时期出现。此外,传统本草学发展至清代,医理、药性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本草主题,近代接续这一进程,开始逐步向鲜少涉及产地知识的药物学转变。
2019年02期 v.34;No.131 5-1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29K] [下载次数：97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5 ] |[阅读次数：0 ] - 汪燕平;
今甘肃、陕西、山西、东北、内蒙、新疆等西北部中国均有甘草分布。此前,先在《神农本草经》时期,甘草疗效记录在列,产地相关的记述则要晚至魏晋南北朝。直至清代早期,甘草产区的变动大致未能超出今甘肃、陕西、山西和内蒙西部。一战期间,作为国际甘草市场供货地的土耳其销路受阻,中国甘草开始作为替代出口海外。域内原有的甘草产区难以应对持续且大量的出口,原生有甘草的内蒙、东三省、新疆、西藏等地陆续加入,开始成为新增甘草产区。与国内主要作为治病良药的社会情形不同,出口甘草的大端,是作为烟草等物的矫味剂来利用。迥异的利用方式,诚然深刻影响了本土甘草产区的变动。还有随着大量甘草的持续采掘,原生资源渐衰,栽培甘草也陆续在这一时期出现。此外,传统本草学发展至清代,医理、药性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本草主题,近代接续这一进程,开始逐步向鲜少涉及产地知识的药物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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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甘肃、陕西、山西、东北、内蒙、新疆等西北部中国均有甘草分布。此前,先在《神农本草经》时期,甘草疗效记录在列,产地相关的记述则要晚至魏晋南北朝。直至清代早期,甘草产区的变动大致未能超出今甘肃、陕西、山西和内蒙西部。一战期间,作为国际甘草市场供货地的土耳其销路受阻,中国甘草开始作为替代出口海外。域内原有的甘草产区难以应对持续且大量的出口,原生有甘草的内蒙、东三省、新疆、西藏等地陆续加入,开始成为新增甘草产区。与国内主要作为治病良药的社会情形不同,出口甘草的大端,是作为烟草等物的矫味剂来利用。迥异的利用方式,诚然深刻影响了本土甘草产区的变动。还有随着大量甘草的持续采掘,原生资源渐衰,栽培甘草也陆续在这一时期出现。此外,传统本草学发展至清代,医理、药性逐渐成为这一时期的本草主题,近代接续这一进程,开始逐步向鲜少涉及产地知识的药物学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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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近刊布的档案史料,本文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1877-1880),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北疆的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南疆的焉耆、库车等地因干旱而引发的蝗灾,在细致地考察了本次蝗灾发生过程及受灾程度的基础上,一方面探究政府的报灾、勘灾、赈济的具体运作过程及蝗灾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图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体现出来的新疆管理体系调整的具体过程。本研究表明,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不但与河西地区同时发生,而且与华北地区发生的旱蝗灾害也有时间上的一致性,通过树木年轮的集成分析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湿度偏低的气候背景导致了蝗灾的发生。蝗灾恰逢政治变局,左宗棠收复新疆着手进行的社会重建与蝗灾救治同时进行,蝗灾的救治程序和措施反映出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先名后实"实际调整过程。
2019年02期 v.34;No.131 18-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1K] [下载次数：86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1 ] |[阅读次数：0 ] - 张莉;陆昱君;李屹凯;
利用新近刊布的档案史料,本文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1877-1880),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北疆的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南疆的焉耆、库车等地因干旱而引发的蝗灾,在细致地考察了本次蝗灾发生过程及受灾程度的基础上,一方面探究政府的报灾、勘灾、赈济的具体运作过程及蝗灾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图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体现出来的新疆管理体系调整的具体过程。本研究表明,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不但与河西地区同时发生,而且与华北地区发生的旱蝗灾害也有时间上的一致性,通过树木年轮的集成分析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湿度偏低的气候背景导致了蝗灾的发生。蝗灾恰逢政治变局,左宗棠收复新疆着手进行的社会重建与蝗灾救治同时进行,蝗灾的救治程序和措施反映出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先名后实"实际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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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新近刊布的档案史料,本文从环境史的角度考察了光绪三年至光绪六年(1877-1880),新疆东部的吐鲁番、北疆的昌吉、呼图壁、玛纳斯一带、南疆的焉耆、库车等地因干旱而引发的蝗灾,在细致地考察了本次蝗灾发生过程及受灾程度的基础上,一方面探究政府的报灾、勘灾、赈济的具体运作过程及蝗灾防治的措施,另一方面力图探究救治程序和措施所体现出来的新疆管理体系调整的具体过程。本研究表明,光绪初年吐鲁番及其周边地区的蝗灾不但与河西地区同时发生,而且与华北地区发生的旱蝗灾害也有时间上的一致性,通过树木年轮的集成分析判断,当时西北地区湿度偏低的气候背景导致了蝗灾的发生。蝗灾恰逢政治变局,左宗棠收复新疆着手进行的社会重建与蝗灾救治同时进行,蝗灾的救治程序和措施反映出光绪十年(1884)新疆建省之前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先名后实"实际调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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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作为西北内陆为数不多的森林分布区之一,是明代宁夏军民采用林木的主要区域。通过对明代贺兰山森林采伐情况的详细考察,判断明代贺兰山森林整体保存状况良好。受军事、政策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明代对贺兰山森林的采伐范围仅限于东坡低山地区。受"禁山"措施影响,官兵"私伐"行为成为贺兰山森林采伐的主要方式。贺兰山东坡地区作为主要采伐区域,其森林主体因分布海拔较高,采伐活动仅限于边缘地带,故而仍能保持一定的森林风貌。
2019年02期 v.34;No.131 28-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7K] [下载次数：47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7 ] |[阅读次数：0 ] - 徐冉;
贺兰山作为西北内陆为数不多的森林分布区之一,是明代宁夏军民采用林木的主要区域。通过对明代贺兰山森林采伐情况的详细考察,判断明代贺兰山森林整体保存状况良好。受军事、政策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明代对贺兰山森林的采伐范围仅限于东坡低山地区。受"禁山"措施影响,官兵"私伐"行为成为贺兰山森林采伐的主要方式。贺兰山东坡地区作为主要采伐区域,其森林主体因分布海拔较高,采伐活动仅限于边缘地带,故而仍能保持一定的森林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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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兰山作为西北内陆为数不多的森林分布区之一,是明代宁夏军民采用林木的主要区域。通过对明代贺兰山森林采伐情况的详细考察,判断明代贺兰山森林整体保存状况良好。受军事、政策及地理环境等因素制约,明代对贺兰山森林的采伐范围仅限于东坡低山地区。受"禁山"措施影响,官兵"私伐"行为成为贺兰山森林采伐的主要方式。贺兰山东坡地区作为主要采伐区域,其森林主体因分布海拔较高,采伐活动仅限于边缘地带,故而仍能保持一定的森林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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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地名解释存在因时而异的现象与特点。隋唐时期,茂名县得名解释是以境内河流为主,到宋代以后演变为与晋代道士潘茂相关联,而且后者神化的解释愈益成为主流。文章通过梳理唐宋以来"潘仙"传说的演变,指出潘仙名为"潘茂"而非"潘茂名",进而揭示茂名县是因河流命名,并非因神仙命名。地方社会在地名解释中附会神仙的倾向,是借此表达地方开化已久,谋求与国家整合的正统性诉求。
2019年02期 v.34;No.131 36-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81K] [下载次数：73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1 ] - 钱源初;刘正刚;
历史上地名解释存在因时而异的现象与特点。隋唐时期,茂名县得名解释是以境内河流为主,到宋代以后演变为与晋代道士潘茂相关联,而且后者神化的解释愈益成为主流。文章通过梳理唐宋以来"潘仙"传说的演变,指出潘仙名为"潘茂"而非"潘茂名",进而揭示茂名县是因河流命名,并非因神仙命名。地方社会在地名解释中附会神仙的倾向,是借此表达地方开化已久,谋求与国家整合的正统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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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地名解释存在因时而异的现象与特点。隋唐时期,茂名县得名解释是以境内河流为主,到宋代以后演变为与晋代道士潘茂相关联,而且后者神化的解释愈益成为主流。文章通过梳理唐宋以来"潘仙"传说的演变,指出潘仙名为"潘茂"而非"潘茂名",进而揭示茂名县是因河流命名,并非因神仙命名。地方社会在地名解释中附会神仙的倾向,是借此表达地方开化已久,谋求与国家整合的正统性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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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义熙土断中,置有山阳、淮阳二郡,南朝相沿,学界往往将此二郡视为侨郡。山阳、淮阳为郡国之名是在汉代,西晋分别改为高平郡、陈郡。在东晋置山阳、淮阳二郡前,此二地已有山阳、淮阳之名。根据东晋侨郡用名之例和《宋书·州郡志》记载新置侨郡、实郡之例,山阳、淮阳二郡并非侨置。由山阳、淮阳二郡设置的历史、地理因素以及领县等情况来看,此二郡与土断中侨郡的设置情况不尽相符。山阳、淮阳二郡并非取旧土之名,在西晋没有相对的原郡,虽土断中所立,并不是侨郡。
2019年02期 v.34;No.131 45-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K] [下载次数：33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0 ] - 魏俊杰;
东晋义熙土断中,置有山阳、淮阳二郡,南朝相沿,学界往往将此二郡视为侨郡。山阳、淮阳为郡国之名是在汉代,西晋分别改为高平郡、陈郡。在东晋置山阳、淮阳二郡前,此二地已有山阳、淮阳之名。根据东晋侨郡用名之例和《宋书·州郡志》记载新置侨郡、实郡之例,山阳、淮阳二郡并非侨置。由山阳、淮阳二郡设置的历史、地理因素以及领县等情况来看,此二郡与土断中侨郡的设置情况不尽相符。山阳、淮阳二郡并非取旧土之名,在西晋没有相对的原郡,虽土断中所立,并不是侨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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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晋义熙土断中,置有山阳、淮阳二郡,南朝相沿,学界往往将此二郡视为侨郡。山阳、淮阳为郡国之名是在汉代,西晋分别改为高平郡、陈郡。在东晋置山阳、淮阳二郡前,此二地已有山阳、淮阳之名。根据东晋侨郡用名之例和《宋书·州郡志》记载新置侨郡、实郡之例,山阳、淮阳二郡并非侨置。由山阳、淮阳二郡设置的历史、地理因素以及领县等情况来看,此二郡与土断中侨郡的设置情况不尽相符。山阳、淮阳二郡并非取旧土之名,在西晋没有相对的原郡,虽土断中所立,并不是侨郡。
2019年02期 v.34;No.131 45-5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K] [下载次数：33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0 ] - 鲁浩;
西江督护是南朝岭南地区的重要统治机构之一,至晚设于刘宋大明五年(461),齐、梁因之。主要职责在于镇抚俚僚和控制西江交通线上的关键地域;其活动地域突破了政区间的边界限制,对于填补毗连地带的权力真空、稳固和展拓统治薄弱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西江督护活动地域在齐、梁时期经历了由西江中游向下游的变动过程,这与刘宋以降岭南地方州的增置密切相关。
2019年02期 v.34;No.131 52-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K] [下载次数：45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0 ] - 鲁浩;
西江督护是南朝岭南地区的重要统治机构之一,至晚设于刘宋大明五年(461),齐、梁因之。主要职责在于镇抚俚僚和控制西江交通线上的关键地域;其活动地域突破了政区间的边界限制,对于填补毗连地带的权力真空、稳固和展拓统治薄弱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西江督护活动地域在齐、梁时期经历了由西江中游向下游的变动过程,这与刘宋以降岭南地方州的增置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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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江督护是南朝岭南地区的重要统治机构之一,至晚设于刘宋大明五年(461),齐、梁因之。主要职责在于镇抚俚僚和控制西江交通线上的关键地域;其活动地域突破了政区间的边界限制,对于填补毗连地带的权力真空、稳固和展拓统治薄弱地区具有重要意义。另外,西江督护活动地域在齐、梁时期经历了由西江中游向下游的变动过程,这与刘宋以降岭南地方州的增置密切相关。
2019年02期 v.34;No.131 52-5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2K] [下载次数：45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0 ] - 高仁;
左右厢与经略司先后为西夏"边中"地区的高级政区。左右厢系继承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而创,大体以首都兴庆府为中轴线,分东西两部统领除京畿以外区域的所有兵马,"左厢"统东部,"右厢"统西部。其中,左厢约统军队十五万,为对宋、辽作战的主力部队。两厢的建制于崇宗亲政之后被废,而以东、西经略司替换之,由单纯的统兵体制演变为军政合一性质的地方行政体制。不过两厢所奠定的居中控制、两翼拱卫的政治地理格局被经略司继承而沿用至西夏灭亡。从左右厢到经略司,是西夏上层接受并极力推行的专制主义制度与西夏旧有的部落体制相冲突并融合的结果。经略司最终设立,不仅从制度上根绝了大族"酋豪"掌控军队的可能性,还较为彻底的将诸多的部落纳入到了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之内,为随后仁宗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2019年02期 v.34;No.131 59-6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56K] [下载次数：40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 ] |[阅读次数：0 ] - 高仁;
左右厢与经略司先后为西夏"边中"地区的高级政区。左右厢系继承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而创,大体以首都兴庆府为中轴线,分东西两部统领除京畿以外区域的所有兵马,"左厢"统东部,"右厢"统西部。其中,左厢约统军队十五万,为对宋、辽作战的主力部队。两厢的建制于崇宗亲政之后被废,而以东、西经略司替换之,由单纯的统兵体制演变为军政合一性质的地方行政体制。不过两厢所奠定的居中控制、两翼拱卫的政治地理格局被经略司继承而沿用至西夏灭亡。从左右厢到经略司,是西夏上层接受并极力推行的专制主义制度与西夏旧有的部落体制相冲突并融合的结果。经略司最终设立,不仅从制度上根绝了大族"酋豪"掌控军队的可能性,还较为彻底的将诸多的部落纳入到了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之内,为随后仁宗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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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右厢与经略司先后为西夏"边中"地区的高级政区。左右厢系继承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而创,大体以首都兴庆府为中轴线,分东西两部统领除京畿以外区域的所有兵马,"左厢"统东部,"右厢"统西部。其中,左厢约统军队十五万,为对宋、辽作战的主力部队。两厢的建制于崇宗亲政之后被废,而以东、西经略司替换之,由单纯的统兵体制演变为军政合一性质的地方行政体制。不过两厢所奠定的居中控制、两翼拱卫的政治地理格局被经略司继承而沿用至西夏灭亡。从左右厢到经略司,是西夏上层接受并极力推行的专制主义制度与西夏旧有的部落体制相冲突并融合的结果。经略司最终设立,不仅从制度上根绝了大族"酋豪"掌控军队的可能性,还较为彻底的将诸多的部落纳入到了专制主义的国家体制之内,为随后仁宗朝的"鼎盛"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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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安新区的主体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在政区演变过程中关系密切。三县之中,容城设置最早,雄县次之,安新出现最晚。雄安三县经历了各自分属不同统县政区,相互联系独立成为统县政区,最终又依附同一统县政区分立的过程。这与雄安地区远离交通干道的地理环境有关。雄安新区的设置,对该地区发展有重要助推力。
2019年02期 v.34;No.131 70-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K] [下载次数：35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0 ] - 李诚;
雄安新区的主体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在政区演变过程中关系密切。三县之中,容城设置最早,雄县次之,安新出现最晚。雄安三县经历了各自分属不同统县政区,相互联系独立成为统县政区,最终又依附同一统县政区分立的过程。这与雄安地区远离交通干道的地理环境有关。雄安新区的设置,对该地区发展有重要助推力。
2019年02期 v.34;No.131 70-7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K] [下载次数：35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0 ] - 李诚;
雄安新区的主体雄县、容城、安新三县,在政区演变过程中关系密切。三县之中,容城设置最早,雄县次之,安新出现最晚。雄安三县经历了各自分属不同统县政区,相互联系独立成为统县政区,最终又依附同一统县政区分立的过程。这与雄安地区远离交通干道的地理环境有关。雄安新区的设置,对该地区发展有重要助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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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贾似道修筑的宝祐城更有可能是对郭棣所筑堡寨城的修缮,二者的范围是一致的,宝祐城东发现的宋代夯土和城门是宋代对唐子城的局部修缮,并不是宝祐城的组成部分;结合史载,堡寨城和宝祐城外围发现的"土垄"应是围城时堆筑的"长围",并不是防御设施,东部发现的部分水系也属于"长围"的一部分,其修筑与李全之乱和宋蒙战争有关;结合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与严密的围城体系对应,宝祐城外曾修筑羊马城、一字城和护门墙等城防设施以应对宋蒙战争期间的紧张局势。
2019年02期 v.34;No.131 77-84+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61K] [下载次数：48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2 ] |[阅读次数：0 ] - 朱超龙;
根据现有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贾似道修筑的宝祐城更有可能是对郭棣所筑堡寨城的修缮,二者的范围是一致的,宝祐城东发现的宋代夯土和城门是宋代对唐子城的局部修缮,并不是宝祐城的组成部分;结合史载,堡寨城和宝祐城外围发现的"土垄"应是围城时堆筑的"长围",并不是防御设施,东部发现的部分水系也属于"长围"的一部分,其修筑与李全之乱和宋蒙战争有关;结合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与严密的围城体系对应,宝祐城外曾修筑羊马城、一字城和护门墙等城防设施以应对宋蒙战争期间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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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现有的考古和文献资料,贾似道修筑的宝祐城更有可能是对郭棣所筑堡寨城的修缮,二者的范围是一致的,宝祐城东发现的宋代夯土和城门是宋代对唐子城的局部修缮,并不是宝祐城的组成部分;结合史载,堡寨城和宝祐城外围发现的"土垄"应是围城时堆筑的"长围",并不是防御设施,东部发现的部分水系也属于"长围"的一部分,其修筑与李全之乱和宋蒙战争有关;结合嘉靖《惟扬志》"宋三城图",与严密的围城体系对应,宝祐城外曾修筑羊马城、一字城和护门墙等城防设施以应对宋蒙战争期间的紧张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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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广西的兵防主要由湖广行省派遣的镇戍军与广西本土的屯兵组成。《元史》只记载了广西上思州、藤州两处屯田,是非常不完整的。本文通过考察元朝广西屯田体系的建立历史及其实际运作,揭示了元朝广西屯田并非只有孤立的两处,而是一个完整、地理分布广阔的兵防体系。广西屯田的开展是从世祖末、成宗初上思州黄圣许之乱开始,到顺帝初年平定"徭乱"为止,是以宾州为中心、静江为分府,并散布于上思州、柳州、藤州、庆远等地,遍布广西地区的撞兵屯田体系。
2019年02期 v.34;No.131 85-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684K] [下载次数：58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8 ] |[阅读次数：0 ] - 任建敏;
元朝广西的兵防主要由湖广行省派遣的镇戍军与广西本土的屯兵组成。《元史》只记载了广西上思州、藤州两处屯田,是非常不完整的。本文通过考察元朝广西屯田体系的建立历史及其实际运作,揭示了元朝广西屯田并非只有孤立的两处,而是一个完整、地理分布广阔的兵防体系。广西屯田的开展是从世祖末、成宗初上思州黄圣许之乱开始,到顺帝初年平定"徭乱"为止,是以宾州为中心、静江为分府,并散布于上思州、柳州、藤州、庆远等地,遍布广西地区的撞兵屯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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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朝广西的兵防主要由湖广行省派遣的镇戍军与广西本土的屯兵组成。《元史》只记载了广西上思州、藤州两处屯田,是非常不完整的。本文通过考察元朝广西屯田体系的建立历史及其实际运作,揭示了元朝广西屯田并非只有孤立的两处,而是一个完整、地理分布广阔的兵防体系。广西屯田的开展是从世祖末、成宗初上思州黄圣许之乱开始,到顺帝初年平定"徭乱"为止,是以宾州为中心、静江为分府,并散布于上思州、柳州、藤州、庆远等地,遍布广西地区的撞兵屯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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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官方长期治理不到位,海洋区域社会无序发展,最终于嘉靖四十年(1561)酿发了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倭乱爆发、募兵为乱、土堡兴筑等因素对叛乱发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叛乱前,朱纨在福建沿海所行保甲并未得到切实贯彻,更没能恢复当地统治秩序,不应过分夸大保甲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月港叛乱推动了海澄设县的最终达成,新县的设置以及县城的修筑虽有助于防御,但设县主要目的在于完善月港行政建制,强化官方对当地的管理与教化。
2019年02期 v.34;No.131 96-10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44K] [下载次数：41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5 ] |[阅读次数：0 ] - 黄友泉;
由于官方长期治理不到位,海洋区域社会无序发展,最终于嘉靖四十年(1561)酿发了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倭乱爆发、募兵为乱、土堡兴筑等因素对叛乱发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叛乱前,朱纨在福建沿海所行保甲并未得到切实贯彻,更没能恢复当地统治秩序,不应过分夸大保甲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月港叛乱推动了海澄设县的最终达成,新县的设置以及县城的修筑虽有助于防御,但设县主要目的在于完善月港行政建制,强化官方对当地的管理与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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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官方长期治理不到位,海洋区域社会无序发展,最终于嘉靖四十年(1561)酿发了福建月港"二十四将"叛乱,倭乱爆发、募兵为乱、土堡兴筑等因素对叛乱发生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叛乱前,朱纨在福建沿海所行保甲并未得到切实贯彻,更没能恢复当地统治秩序,不应过分夸大保甲在地方治理中的作用。月港叛乱推动了海澄设县的最终达成,新县的设置以及县城的修筑虽有助于防御,但设县主要目的在于完善月港行政建制,强化官方对当地的管理与教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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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地理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现、连动关系,借助这种互现关系可以对P.2005中的缺失部分以及《沙州归义军图经》进行复原。敦煌图经在修撰过程中,增删变化突出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官员的政绩景观,二是地方人文景观。官员对图经的渗透作用较为明显。随着图经的不断修订,政绩景观逐渐隐退,人文景观得以长久存续。"图"未能全面逐一绘制"经"中的地理条目,也无法对"经"内部的权力关系进行地图式的转写与表达。"经"彰显地方社会权力的功能是"图"无法实现的。
2019年02期 v.34;No.131 103-11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0K] [下载次数：57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3 ] |[阅读次数：0 ] - 王晶;
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地理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现、连动关系,借助这种互现关系可以对P.2005中的缺失部分以及《沙州归义军图经》进行复原。敦煌图经在修撰过程中,增删变化突出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官员的政绩景观,二是地方人文景观。官员对图经的渗透作用较为明显。随着图经的不断修订,政绩景观逐渐隐退,人文景观得以长久存续。"图"未能全面逐一绘制"经"中的地理条目,也无法对"经"内部的权力关系进行地图式的转写与表达。"经"彰显地方社会权力的功能是"图"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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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地理要素之间存在着互现、连动关系,借助这种互现关系可以对P.2005中的缺失部分以及《沙州归义军图经》进行复原。敦煌图经在修撰过程中,增删变化突出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官员的政绩景观,二是地方人文景观。官员对图经的渗透作用较为明显。随着图经的不断修订,政绩景观逐渐隐退,人文景观得以长久存续。"图"未能全面逐一绘制"经"中的地理条目,也无法对"经"内部的权力关系进行地图式的转写与表达。"经"彰显地方社会权力的功能是"图"无法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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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南方地区,向来被内地文人视为经济文化落后,生存环境恶劣,人类寿命不长的"早夭之地",这一乡土形象符号受到文人墨客的反复夸张渲染。明清时期,以岭南地区为主的南方官绅,为改变内地对南方地区乡土形象的传统认识,通过地方志的修撰,对南方乡土形象进行有目的、有意识地重塑。"百岁坊"等长寿文化标识不断出现,长寿人口在地方志中以各种形式得到记载并流传开来,对南方乡土形象的重塑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过程,也与医疗技术进步,外来人口对南方地理环境认知不断深入有密切关系。
2019年02期 v.34;No.131 113-12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71K] [下载次数：64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0 ] |[阅读次数：0 ] - 刘祥学;
古代南方地区,向来被内地文人视为经济文化落后,生存环境恶劣,人类寿命不长的"早夭之地",这一乡土形象符号受到文人墨客的反复夸张渲染。明清时期,以岭南地区为主的南方官绅,为改变内地对南方地区乡土形象的传统认识,通过地方志的修撰,对南方乡土形象进行有目的、有意识地重塑。"百岁坊"等长寿文化标识不断出现,长寿人口在地方志中以各种形式得到记载并流传开来,对南方乡土形象的重塑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过程,也与医疗技术进步,外来人口对南方地理环境认知不断深入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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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南方地区,向来被内地文人视为经济文化落后,生存环境恶劣,人类寿命不长的"早夭之地",这一乡土形象符号受到文人墨客的反复夸张渲染。明清时期,以岭南地区为主的南方官绅,为改变内地对南方地区乡土形象的传统认识,通过地方志的修撰,对南方乡土形象进行有目的、有意识地重塑。"百岁坊"等长寿文化标识不断出现,长寿人口在地方志中以各种形式得到记载并流传开来,对南方乡土形象的重塑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一过程,也与医疗技术进步,外来人口对南方地理环境认知不断深入有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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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地志》是唐代的第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在唐宋以降地理类志书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自南宋时亡佚后,乾嘉学人始做辑佚,至今主要有四个本子,虽勤且有功,但都无法展示《括地志》之原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残卷"保存了《括地志》原貌的部分,基本坐实了《括地志》"分道(部)计州"、"州下为县"的体例,展示了条目分类、排序上的清晰脉络。"残卷"对《括地志》"翻缉疏录"的特点提供了具体的理解和补充,可对唐代相关史志进行校勘和重新认识。"残卷"还首次清晰地告诉我们,李泰并非只是《括地志》挂名的作者,他曾实际参与到《括地志》的修纂工作中;目前认定的所谓《序略》,也是《初学记》从自身需要引述,其内容不当是五卷或五十卷之《括地志序略》。《括地志》的辑佚工作有必要重新展开。
2019年02期 v.34;No.131 129-1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0K] [下载次数：45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 ] |[阅读次数：0 ] - 郭涛;
《括地志》是唐代的第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在唐宋以降地理类志书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自南宋时亡佚后,乾嘉学人始做辑佚,至今主要有四个本子,虽勤且有功,但都无法展示《括地志》之原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残卷"保存了《括地志》原貌的部分,基本坐实了《括地志》"分道(部)计州"、"州下为县"的体例,展示了条目分类、排序上的清晰脉络。"残卷"对《括地志》"翻缉疏录"的特点提供了具体的理解和补充,可对唐代相关史志进行校勘和重新认识。"残卷"还首次清晰地告诉我们,李泰并非只是《括地志》挂名的作者,他曾实际参与到《括地志》的修纂工作中;目前认定的所谓《序略》,也是《初学记》从自身需要引述,其内容不当是五卷或五十卷之《括地志序略》。《括地志》的辑佚工作有必要重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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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地志》是唐代的第一部全国性地理总志,在唐宋以降地理类志书体系中有着重要的地位。自南宋时亡佚后,乾嘉学人始做辑佚,至今主要有四个本子,虽勤且有功,但都无法展示《括地志》之原貌。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残卷"保存了《括地志》原貌的部分,基本坐实了《括地志》"分道(部)计州"、"州下为县"的体例,展示了条目分类、排序上的清晰脉络。"残卷"对《括地志》"翻缉疏录"的特点提供了具体的理解和补充,可对唐代相关史志进行校勘和重新认识。"残卷"还首次清晰地告诉我们,李泰并非只是《括地志》挂名的作者,他曾实际参与到《括地志》的修纂工作中;目前认定的所谓《序略》,也是《初学记》从自身需要引述,其内容不当是五卷或五十卷之《括地志序略》。《括地志》的辑佚工作有必要重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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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幅清代漠南蒙古舆图。这幅舆图主要记载了东跨吴叶尔河,西到宁夏,南靠长城、柳条边,北邻喀尔喀蒙古的清代漠南蒙古诸旗札萨克王公的名号、爵位及其游牧地去长城边口的里数等。本文根据此图记载内容,利用满、蒙、汉文史料进行考证认为此图绘制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作为遗留性史料,这幅图对于研究清代蒙古高原历史地理和清代古地图而言意义深远。
2019年02期 v.34;No.131 140-1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915K] [下载次数：477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4 ] |[阅读次数：0 ] - 萨出日拉图;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幅清代漠南蒙古舆图。这幅舆图主要记载了东跨吴叶尔河,西到宁夏,南靠长城、柳条边,北邻喀尔喀蒙古的清代漠南蒙古诸旗札萨克王公的名号、爵位及其游牧地去长城边口的里数等。本文根据此图记载内容,利用满、蒙、汉文史料进行考证认为此图绘制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作为遗留性史料,这幅图对于研究清代蒙古高原历史地理和清代古地图而言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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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有一幅清代漠南蒙古舆图。这幅舆图主要记载了东跨吴叶尔河,西到宁夏,南靠长城、柳条边,北邻喀尔喀蒙古的清代漠南蒙古诸旗札萨克王公的名号、爵位及其游牧地去长城边口的里数等。本文根据此图记载内容,利用满、蒙、汉文史料进行考证认为此图绘制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作为遗留性史料,这幅图对于研究清代蒙古高原历史地理和清代古地图而言意义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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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拥有专管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于1860至1902年间先后设立了九个国家的租界。各国租界或历经多次扩张,或与相邻租界间重新协商划定边界,或发生租界兼并,边界几经变化,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空间格局。在诸多历史地图和文献中,关于天津九国租界的边界缺乏统一的描绘,乃至错误颇多。本文对近代天津相关历史文献与历史地图进行考证,以期得出较为准确的近代天津租界边界地图。
2019年02期 v.34;No.131 150-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51K] [下载次数：103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14 ] |[阅读次数：0 ] - 宋昆;孙艳晨;冯琳;
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拥有专管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于1860至1902年间先后设立了九个国家的租界。各国租界或历经多次扩张,或与相邻租界间重新协商划定边界,或发生租界兼并,边界几经变化,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空间格局。在诸多历史地图和文献中,关于天津九国租界的边界缺乏统一的描绘,乃至错误颇多。本文对近代天津相关历史文献与历史地图进行考证,以期得出较为准确的近代天津租界边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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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作为近代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通商口岸,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拥有专管租界数量最多的城市,于1860至1902年间先后设立了九个国家的租界。各国租界或历经多次扩张,或与相邻租界间重新协商划定边界,或发生租界兼并,边界几经变化,影响了近代天津的城市空间格局。在诸多历史地图和文献中,关于天津九国租界的边界缺乏统一的描绘,乃至错误颇多。本文对近代天津相关历史文献与历史地图进行考证,以期得出较为准确的近代天津租界边界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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