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宏伟;
“成周之会”是西周初年周王朝举行的一次重要而盛大的国际性会议。会议的召开地成周不是传统所说的东都洛邑，而是周原岐阳。该会也就是后来所称的“岐阳之蒐”“岐阳之盟”。宗周、成周是西周初年周原岐阳的别称。宗周用来称呼先王宗庙所在的周王王宫，成周则用来称呼有城墙包围的整个王都。会议召开于周成王六年（前1021）殷历五月九或十日至十四或十五日。会议的主要活动包括会盟、大祓、赏赐三方面。会盟活动在宗周明堂举行，《逸周书·明堂》篇是对与会会盟者位置安排的记录，《尚书·多方》篇则是周公和周成王的会议讲话记录。宗周明堂遗址就是考古发现的陕西岐山凤雏甲组建筑基址。大祓是周成王主持的盛大祭祀活动，在宗周墠场举行。《逸周书·王会》篇是关于该次活动场地设施和与会者位置安排情形的实录。宗周墠场遗址就是近年发现的凤雏三号建筑基址，其遗迹可以解释该次活动的具体内容。会议后两天是周成王对畿外诸侯、畿内邦伯分别进行接见赏赐的主要时间。成周之会新认识的获得，大大有助于西周历史研究的进步。
2025年04期 v.40 5-26+1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19K] [下载次数：1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李伟良;
岭南曾是历史上中国绿孔雀的核心分布区之一，自汉代以来便有相关记录。历史时期岭南绿孔雀的种群数量与分布范围，呈现出缩减趋势，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便已区域性灭绝。岭南绿孔雀区域性灭绝的主要原因是人类活动。一方面，人类对绿孔雀的持续捕猎利用，使其种群数量不断减少，物种优势越来越弱；另一方面，人类对山林土地的不断开发垦辟，使得绿孔雀的生境日益恶化，栖息地和分布范围不断缩小。持续捕猎与土地开发协同作用，使得岭南绿孔雀的生存受到多重威胁，致使其最终走向灭绝。岭南地区从“孔雀之乡”到“孔雀绝境”的物种生态变迁，警示我们注意维护生态平衡，保护物种生命。
2025年04期 v.40 27-35+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02K] [下载次数：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韩宾伟;
西晋中后期及东晋初，“天祸晋邦”之说见于当朝君臣谋士的诏令、文书之中，被唐代修史者所见，辑选、收录于《晋书》，并以“史臣曰”的形式加以评判、批驳。其实，“天祸晋邦”等说并非当时君臣间的推诿之词，而是有着深刻的气候背景和频发的灾异现实。西晋时期以霜冻、水、旱及风、雹灾为主的气象灾害和以饥荒、瘟疫、蝗灾为代表的次生灾害，以太康年间为界限，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太康以前，气候转冷和频发的气象灾害在西晋王朝行政与经济力量干预下并未引起次生灾害的增多与扩散；太康以后，尽管气候回暖，但由于国家应对能力弱化，致使次生灾害的频度与程度不断增大。持续的寒冷期和多发的灾害不断地冲击着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先是造成农业持续减产甚至绝收，饥荒蔓延；继而影响西晋王朝的赈济和税收系统，造成财政收入下降；北方、西北和南方的边防压力增加以及大量流民迁徙，乃至影响国家政策的转轨，成为西晋王朝覆灭的隐形推手。
2025年04期 v.40 36-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91K] [下载次数：26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刘子明;
唐初吐谷浑与羌人的联盟长期威胁河湟及洮河、岷山一线，为此唐廷不断调整西北军政建制。武德四年至贞观元年，唐朝将原本辖境广阔的秦州总管府拆分为秦、岷、松三州都督府，最终形成了岷、松两府居前而秦府殿后的军政格局。贞观以后，唐朝采用招抚、安置羌人的策略分化瓦解浑羌联盟，通过设置正州正县及羁縻府州安置河南地与松潘高原一带的羌人部落，其中旭、米、乌三州还兼具向西开拓河南地之意。经过唐朝初步经营，西羌归附，陇右渐安，为日后平定吐谷浑奠定了坚实基础。
2025年04期 v.40 49-61+1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4589K] [下载次数：15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0 ] - 陈乐保;
唐代大渡河为唐蕃双方的军事边界之一。由于传世文献记载较为简略，学界对大渡河上游军事地理认识较为笼统、模糊。2000年泸定县甘露寺村出土的一方唐代戍边将士墓志铭，详细记载了贞元四年唐蕃在大渡河上游的攻防情况。结合该志文与文献记载，可知唐朝在大渡河上游设置大渡、廓清、肃宁、罗岩等城，并在黎、雅二州西至大渡河上游之间建立纵深防御体系。唐朝在大渡河上游建立的军镇体系有效阻止了吐蕃的军事进攻，保障了剑南腹地安全，对后世大渡河上游的军防格局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2025年04期 v.40 62-7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05K] [下载次数：1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 ] - 孙靖国;骆文;陈雪榕;
中国古人将地物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作为绘制地图的基础，但此方法的实施缺乏切实的证据和可靠的检验手段。通过GIS和Python等技术手段，对8种28幅明代宣府镇地图进行研究，计算图上城堡之间的方位角，并与实际城堡方位角进行比较、分析。最终发现，此8种明代宣府镇地图上大部分地区城堡彼此相对位置关系与实际相符程度非常高，说明明代中央与边镇衙署对城堡的地理情况非常熟悉。同时，少量相符程度不高的案例亦具有特别的学术价值，这些差异主要是地理因素和版面因素所导致，由此可见明代地图的实用性取向和灵活处理方式。
2025年04期 v.40 72-8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057K] [下载次数：11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郑泽星;
1712年穆克登查边定界后，在朝鲜地图和文献中，图们江北边出现了一条大致对应海兰河、名为“分界江”的河流。学界基本认为这是朝鲜在领土扩张意识下将海兰河捏造为中朝界河的产物，但未考察“分界江”在朝鲜后期如何从一个地名转变为边界主张。一方面，朝鲜地图与文献将图们江源北边的另一水源与海兰河相连，认为“分界江”发源于长白山，而地理认知偏差和现实利益考量加剧了此种想象，使“分界江”似乎具备了作为界河的正当性。另一方面，随着“分界江”逐渐与公险镇、先春岭等高丽故土象征物相互联系，其地理位置与名称含义获得历史渊源，而有关“分界江”的错误记忆又不断刺激着朝鲜社会的“恢复故土”意识。
2025年04期 v.40 83-9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60K] [下载次数：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李花子;
《皇舆全览图》中的《朝鲜图》是在康熙五十二年穆克登前往朝鲜获取的“朝鲜全图”基础上制作的，传入中国后进行了再编纂。《朝鲜图》的内地地名基本保留了母本原貌，以郡县名、山名为主。首都汉城附近、使行路线及中朝边境沿江地带产生了变化。半岛北部轮廓特别是鸭绿江、图们江流向与实际接近。《朝鲜图》的兵营、水营等关防信息滞后，是因为朝鲜对清朝怀有戒心和受“南汉山城盟约”不得修建新旧城垣的限制。通过对《朝鲜图》新增郡县名的分析可知，其母本制作于17世纪中后期。《朝鲜图》的输入和再编纂，体现了宗藩关系下中朝两国地图、地理知识的吸收流转及双方围绕国家安全、边疆议题的复杂互动关系。
2025年04期 v.40 94-10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745K] [下载次数：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 - 杨霄;
作为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六年间全国地图测绘的一部分，西洋传教士康熙五十三年赴台湾测绘地图。这次实测的空间范围是淡水至枋寮之间的台湾西部地区；台湾岛和澎湖列岛的测量起点分别是台湾府红毛楼（今台南赤崁楼）和澎湖暗澳城（今澎湖武圣庙）。在测绘方法上，除了三角测量之外，还大量应用了导线测量。此次绘制的台湾地图中，大量的地理形态信息是根据当时的地方志记载填入地图当中的。复原康熙五十三年台湾地图的测绘过程，有助于进一步了解《皇舆全览图》的编绘方法，以及不同区域测绘精度存在差异的原因。
2025年04期 v.40 105-1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718K] [下载次数：1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