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鹏;马烈;刘铭;郭静;
基于541种方志、15712条清代灾异记录，提出一套新的、全灾种的历史灾害信息识别与分级方法。首先，以自然灾害的社会影响为标准，按照“人重于物”和“群体重于个体”原则及“财产→民生→社会”层次，构建一套历史灾害信息识别和分级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包括灾害种类、财产损失、民生窘迫和社会凋敝4个核心指标，另有农业丰收1个修正指标，以及25个次级指标。其次，在历史灾害记录的空间处理方面，提出“城市中心整合法”，按照定位观测站、划定观测区、整合历史记录等3个步骤设置观测站、整合记录，并给出相应的具体建议。最后，重建了北京等21个观测站1644—1911年的年度灾害等级序列，分析了观测站点的空间范围对灾害等级序列重建结果的影响，并认为应优先选择30千米空间尺度，40千米和50千米空间尺度也可作为备选项。
2025年03期 v.40;No.156 5-1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626K] [下载次数：9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6 ] - 成赛男;
温州地处我国梅雨雨带南缘，其梅雨天气气候表现独具特色。综合利用历史时期日记资料与现代器测资料，根据温州气候特征，结合雨日、温度、“伏旱”等条件设计历史时期梅雨识别方法，重建1895—2000年间的温州梅雨特征序列。总体来看，过去百年温州地区的梅雨气候特征表现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梅雨出现由弱到强的转变。与长沙站点对比发现，当梅雨雨带偏南、偏强时，两地梅雨年代际时间尺度上的强弱变化一致。过去百年温州梅雨强度与东亚夏季风强度呈一定的负相关关系。
2025年03期 v.40;No.156 17-26+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54K] [下载次数：5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8 ] - 彭丽杰;
唐宋时期地理志形成了以《禹贡》“九州”为框架叙述王朝版图的体例，《隋书·地理志》开创了通史地理志“九州统州郡”的体例，《晋书·地理志》则形成了断代地理志常采用的“州郡溯九州”的体例。《通典·州郡》在《隋书·地理志》“九州统州郡”的体例基础上，创建了以“九州+古南越”为纲的地理志编纂体例，并为《文献通考·舆地考》所继承。《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断代地理志采用了“州郡溯九州”的体例，但部分地区的建置沿革可溯源至九州之外。通过对“九州”这一稳定地域结构的继承和把现实疆域纳入这一结构当中，史家构建了以“九州”为核心的“中国”地理空间，展现了作为文化观念的“中国”融合“夷”“夏”并超越“夷”“夏”的多元性。
2025年03期 v.40;No.156 27-3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99K] [下载次数：102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27 ] - 乌云高娃;刘泽元;
《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始于至元二十二年，至大德七年完成，稿本长期保存于秘书监，初期未经允许，不得阅读。至正六年后，该志于杭州刊刻，根据刻本反映的信息，可知其与辽、宋、金三史的编纂印制密切相关，均为顺帝推行“更化”，实行文治的产物。后来，该志曾于多地刊刻，印数较多，流传较广。明代编纂《永乐大典》《大明一统志》等书籍时广泛引用该志。该志在民间未见藏书家著录，但在方志中多有征引，表明其在明时仍有留存。清时该志散佚，仅存部分残卷。该志对后世方志编纂具有深刻影响。
2025年03期 v.40;No.156 40-4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4K] [下载次数：63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4 ] - 雷平;曾侨;
《肇域志》稿本在顾炎武去世后，经徐乾学、徐元文、粤东李氏、杭州许祖京家族递藏，亡佚于太平军二陷杭州之役。然而该志亡佚前已经形成了阮元抄本、缪梓抄本和蒋光焴抄本三个系统；亡佚后，在三种抄本的基础上又衍生出多种传抄本、辑抄本，形成了一个复杂的“稿本—抄本—辑抄本”传衍谱系。顾炎武手订的《山东肇域记》稿本，经黄丕烈收藏后失载，但形成了何元锡抄本、王雪舫抄本两个系统。
2025年03期 v.40;No.156 50-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92K] [下载次数：38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2 ] - 王璐;
安史之乱前，大明宫内并无严整的礼仪分区。安史之乱后，唐朝统治者以大明宫为固定居所，并对长安宫城的礼仪空间布局加以重塑。自肃宗朝起，分据大明宫中朝东、西的崇明门与光顺门被正式确立为如唐初东宫、掖庭宫一般东西对称的礼仪空间，分别代表太子和后宫。代宗朝时，大明宫原本具备凶礼空间的属性消解。与此同时，多宫制下以西宫为凶之空间，以皇帝所居之“东宫”为吉之空间的宫城礼仪格局就此确立。长安宫城礼仪空间的变动与阴阳观念密不可分，“东阳西阴”的宫城礼仪布局一直延续至五代各朝，影响了洛阳、开封等都城的礼仪空间规划。
2025年03期 v.40;No.156 61-72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98K] [下载次数：10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3 ] - 杨晓锐;
明代北岳移祀争议体现出国家礼制与地方话语的博弈。行都司长官、巡抚等地方高级官员为争取自身在礼制规定中不甚明确的祭祀职权，主动套用“幽—明”相照的话语模式，祭祷浑源北岳，使之逐渐跻身地方正祀。弘治以降，部分关心边地利益的人士借“大一统”话语，掀起国家层面的移祀争议。嘉靖间人陈棐主张通过移祀，从地理和文化两方面重构明朝的“大一统”秩序，影响尤巨。但是，曲阳国家祀典符合正统礼制，兼具显扬京畿之意味，终明一代未有动摇。直至清代提出全新的“大一统”构想，北岳方得移祀。
2025年03期 v.40;No.156 73-83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47K] [下载次数：10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5 ] - 樊璐;刘伟国;
村落形态是历史乡村聚落地理的重要研究内容。以田野调查为基础方法，将民间文献与实物资料相结合，研究明清时期沁河中游的村落形态，发现该区域村落外部形态以集村为主，表现为团块、团堡、条带、团块阶梯、条带阶梯5种形态类型；内部结构展现出街巷结构复杂、乡村庙宇呈规律性分布、民居大院营建影响村落格局、外部形态与社会关系内聚等形态特征。自然地理环境、宗族势力演替、流域商业勃兴、军事战争动乱等四重动力的历时性叠加，共同塑造了该区域村落形态的差异化图景。
2025年03期 v.40;No.156 84-97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943K] [下载次数：84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5 ] - 张爱萍;
因明清卫所屯田制度设计及其变革所遗留的历史问题，近代湘黔界邻地区插花地遍布，湖南晃县和贵州玉屏县插花现象尤其严重。利用插花地，贵州自清末在湖南晃县黔属扼要处设厘局、税卡，抽收货物通过税，引发了两省利益冲突，进而升级为省界争端。随着国民政府中央军进驻贵州，改组省政府，推行裁厘改税，湘黔省界调整迎来契机。湘黔省界调整并非单纯由行政管理推动，而是政治力量、经济利益、区域变迁等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最终刻画于地图之上的线性边界则是这一复杂互动过程在地理空间上的视觉呈现。
2025年03期 v.40;No.156 98-108+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3552K] [下载次数：69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2 ] - 龚胜生;伍昌友;
传统村落蕴含人与自然关系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在文化传承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脉”像血管一样连贯且自成系统，具有流动不息、永久传承、源流分明、自成体系的特征。传统村落以脉为灵魂，是人脉、地脉、文脉三者的统一体。在传统村落里，人脉“通流精神”，是活力之脉和主体之脉；地脉“厚德载物”，是承载之脉和客体之脉；文脉“人文化成”，是文化之脉和本体之脉。传统村落的“三脉”是一个层次系统，人脉子系统由精英、氏族、福寿、贤德诸脉组成，地脉子系统由地形、气候、水文、景观、灾害诸脉组成，文脉子系统由居住、交通、产业、防御、社俗、乡愁诸脉组成。传统村落三脉系统的建立，创新了传统村落价值评估和活化利用的思路，对传统村落文化传承与价值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2025年03期 v.40;No.156 109-119+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11K] [下载次数：90 ] |[网刊下载次数：0 ] |[引用频次：0 ] |[阅读次数：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