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地理陈述与阅读

我们基本上是通过对文本或文献的阅读,才可能重构关于历史时期的地理景观和地理知识,才可能理解历史时期地理景观与地理知识对于古人和今人的意义。因此本文考察了历史文本或文献中地理陈述与地理景观和地理知识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及当前对这些地理陈述的不同阅读方法。

历史时期江南地区水域景观体系的构成与变迁——基于嘉兴地区史志资料的探讨

江南地区水域景观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地处杭嘉湖平原的嘉兴地区水域景观种类繁多,体系完整,其中以水田景观(即圩田)为主体形态。本文以水田及捍海塘建设为例,指出历史时期嘉兴地区的景观体系经历了三个各具特色的发展阶段,即:(一)先秦至南北朝以“三江五湖”为主要标志的原生态景观形态;(二)唐五代直到宋元时期围垦式景观体系的全面形成;(三)明清以来水网如织、陂塘密布式精细化景观(即整治景观)系统的最后定型,揭示出导致这一地区景观变化的最主要动力来自历代人民推动农业与水利事业发展的艰苦努力,进而从一个角度突出地展示了社会生产实践活动与地理环境变迁之间的密切关系。

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研究

功能文化区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区类型,目前在我国历史文化地理学研究中并没有受到重视。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分布多以形式文化区,或是感觉文化区的形态出现,很少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功能文化区。本文则通过对晚清至民国时期陕西基督教宣教区进行个案研究,指出以功能文化区形式出现的宣教区,其空间结构特征,一方面受制于中国传统的文化地域格局,另一方面,则与各差会在陕西发展的历史过程与权力关系有着密切的关系。

论北齐文士的地理分布——以“待诏文林馆”籍贯为考察中心

“文林馆”是北齐后期设置的文学机构,曾经带“待诏文林馆”官衔的文人前后有68人。由入馆文人籍贯可以推断,北齐文士主要来自于北方士族,尤其是山东士族。北齐文坛以北方士族为主体,在加入南方士族之后,邺下出现了建安之后的第二次文学兴盛。北齐文士地理来源分布的不平衡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造成的,文士来自于不同的地域,客观上为南北文学在此时开始相对成熟的对话提供了条件。

唐代前期都督府探讨

有鉴于前人对唐代都督府认识的分歧,本文从文献的角度论证了今人观念下的都督府自唐代建立至安史之乱的不同职能,即军政职能、民政职能、监察职能。并重点阐述了前两种职能所依据的社会背景,二者之间的相互转化,以及三种职能下都督府与常州之关系,力图解决困扰都督府研究的一些问题。

里耶秦简所见的阳陵与迁陵

本文将里耶秦简牍中有关阳陵、迁陵的文书记载与传世文献、考古发现相结合,考订这两个秦县的沿革与地望,并着重分析阳陵县的起源、地望和迁陵县的乡里结构等问题,指出:目前关于里耶简中阳陵地望的两种说法,均不能与传世文献完全吻合,我们认为此县既不属洞庭郡管辖,也不应在关中地区;由此提出另一假设:里耶秦简中阳陵县的前身即见于包山楚简之“阳陵”,为郑国故地,后属于楚,当在今河南许昌市西北。迁陵即今里耶古城,但非洞庭郡治所;迁陵县下辖乡,乡下辖里,与包山楚简所见县辖里的结构有所不同。

隋唐长安辖县乡里考新补

隋代长安城下辖大兴、长安二县,唐代为万年、长安二县。它们的郊区,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共有104乡。但其乡名、里名及其位置多已淹没无闻。武伯纶曾据唐代墓志资料补出了近70个乡的名称,并推定了大多数乡的位置。本文在武伯纶等人论文的基础上,利用新出墓志资料补出了隋代14乡、5里,唐代16乡、33村、19里。唐代的乡名基本沿用隋代之旧。唐代的乡与里分属不同的系统,之间无统辖关系。清代董曾臣所谓“唐长安有50乡”,是因版本而致误,唐长安的乡数应以宋敏求的记载为准。

从地理文献看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

以表现方式和取材方法为主,结合现代学者对古代地理文献类型的划分以及明代的具体实情,可以将明代的地理文献划分为传统地志类、广义游记类、西传地理文献类和舆图类。它们在明代均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虽然都是地理文献,但它们之间又存在着诸多差异。通过对这些文献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窥见明代地理学的发展趋向。

喀喇汗王朝名称杂考

喀喇汗王朝之名称,学术界历来有不同的看法,且未有一致意见。笔者依据相关的文献对喀喇汗王朝的诸名称作了简要的辨析,并认为尽管该王朝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名称,但这些名称是和特定的历史、文化、载记相关联。因此,笔者以为在未发现新材料的情形之下,以“喀喇汗王朝”之名称该朝较为准确。

清代中国生态环境特征及其区域表现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