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专题论文

  • 全新世若干“喜热动物”分布极限及其地理意义再探讨

    李冀;李永项;

    犀、象、水牛、獐等多种今日主要生存于我国南方的野生动物,通常被学者默认为“喜热动物”,并依据其历史分布来推论当时的亚热带北界位置。然而,已有大量证据表明这些所谓的“喜热动物”大都并非严格畏寒,其中部分物种分布的范围甚至能向北超出中俄国界,与已有认识明显不符。近年来动物考古学提供的诸多新证据显示,这些动物在我国并不存在正北方向的分布极限,而是在西北方向存在一个从黑龙江省北部延伸至云南省南部的分布极限。这一分布极限大体与胡焕庸线(黑河—腾冲线)走向一致。这种一致性是由多种动物群体证据复原而来。考虑到胡焕庸线与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之间的联系,将上述动物称为“喜湿动物”或许更加准确。

    2024年02期 v.39;No.151 5-1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2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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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极端气候与民国陕西狼患(1930—1937)

    梁陈;

    受“民国十八年年馑”特大灾荒及其余波影响,1930—1937年陕西关中及其周边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狼患。此次狼患持续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多发于夏秋季节。特大灾荒导致狼群食物短缺,狼食腐尸而壮大群体,人们的迷信、畏狼心理等是造成狼患经久不息的主要原因。狼群在严重威胁人类社会的同时,也在积极参与生态修复。随着政府和民众对狼的捕杀及生态环境缓慢恢复,狼患逐渐消退。探究极端气候背景下野生动物的异常活动以及与人的矛盾冲突,是深化灾害史、环境史研究内涵与外延的新维度。

    2024年02期 v.39;No.151 19-2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2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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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盛京翔凤阁藏满文“宁古塔朝鲜边境图”研究

    李花子;

    内藤湖南发现于盛京翔凤阁的“满文长白山图”,其图名与实际地理范围不相符,应称之为满文“宁古塔朝鲜边境图”。该图沿各河流干流所标点线,并非一般的道路信息,而是为制作《皇舆全览图》进行考察、测绘的路线,其中包括康熙五十年、五十一年穆克登两次调查中朝边界的路线,是了解穆克登调查细节的珍贵资料。该图的制作年代为康熙五十一年至五十六年,是在西方传教士测绘稿的基础上,经穆克登复查中朝边界后绘制的地图,其成果最终反映在《皇舆全览图》的铜版图和木刻版图上,说明中方人员和西方传教士一起为测绘中国东北及中朝边境地区做出了贡献。

    2024年02期 v.39;No.151 29-38+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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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晚清《渝城图》研究

    张亮;

    《渝城图》是艾仕元以乾隆《巴县志》附图为蓝本增补摹绘而成。在增补摹绘的过程中,艾仕元结合自身亲历,选择性利用方志文献、方志地图中的地理信息绘制《渝城图》,赋予了该图军事性、商业性特征。该图是方志文献、方志地图中“文本的空间”与绘制者“亲历的空间”相叠加的产物,呈现了绘制者对方志中“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认同以及在军事、商业层面对渝城的地方认同。

    2024年02期 v.39;No.151 39-48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807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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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山戎、东胡的族属与地理分布

    王文轶;

    《逸周书》中的《四方献令》和《王会解》对于探究山戎、东胡的起源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所记的“山戎”“东胡”之名是否属于“追纪”值得商榷,特别是族称在文献中的首次出现并不等同于族群的形成时间。缕析文献记载,山戎、东胡均属戎类族群,两者互不统属,自商周至春秋时期始终并行发展。其中,山戎的分布范围介于燕国以北到燕山以南的冀北地区,而东胡则分布于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且西拉木伦河流域一度应是东胡的核心活动区域。

    2024年02期 v.39;No.151 49-56+1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3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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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宋代的“天下之中”观念

    卢振涛;

    “天下之中”具有政治、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特性,始于西周时期。宋代时存在一些别样的“地中”观念:北宋“开封地中”观,由五代以来的“岳台地中”观念结合开封居“中区”的正统观念构成,本质是以当时新的“四方辐辏”为“地中”;两宋之际,宗泽以“开封地中”论证“还都开封”的合理性,李纲以襄邓一带为“四方辐辏”提出“襄邓地中”;南宋时期,朱熹等人的天文思想中则反映出“岳台地中”观。同时,一些士人质疑以往“地中”的精神特性,转而强调“地中”的地理特性,意图将临安建构为新的“四方辐辏”。宋代诸“地中”观念突出“四方辐辏”的地理特性,凸显了宋人思维深处的学说取向、价值选择与政治考量。

    2024年02期 v.39;No.151 57-66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4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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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天竺地理观念在中土的传播与接受——以“佛教圣山河源说”为例

    徐帆;

    因地理视野不同,佛教“阿耨达池(山)河流发源体系”存在四河、五河与八河之分异。东汉末年,“四河说”开始与中国本土的“昆仑河流发源体系”相融合。十六国时期,道安将“四河”演绎为“六大水”。唐宋时期,僧俗两界分别从不同侧面对“佛教圣山河源说”进行了阐释,其中道宣因推崇“天竺中心观”而尤其倡导此说。此后,元代都实的探源之举动摇了“河出昆仑说”和“佛教圣山河源说”的地理基础,清康熙时期的地理实践进一步使河源与“佛教圣山”相分离,但乾隆以后,“佛教圣山河源说”在知识界仍有着不容小觑的影响力。这一历史认知现象表明,在现代地理学兴起以前,宗教地理学说是古人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参考。

    2024年02期 v.39;No.151 67-7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7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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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从“绝域”到“版图”:古代士人的西藏印象变迁

    徐百永;

    古代中国内地士人在描述和书写边疆、边远区域时多使用“绝域”“蛮荒”等词,吐蕃及其后西藏均被纳入这一话语体系。唐代以来,内地士人对活跃于青藏高原族群的认知逐渐发生变化,使得西藏逐渐脱离“绝域”的总体认知。在被纳入中央王朝统治版图后,内地士人有关西藏的文本书写内容更加丰富而多元。这与西藏宗教有关的内容日渐增多并占据更为突出的地位有关。西藏从“绝域”到“版图”的认知演变历程,体现了西藏逐渐与内地融为一体的发展脉络,反映了西藏社会演进和发展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格局。

    2024年02期 v.39;No.151 80-8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3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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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清陕甘卫所的行政化

    许若冰;

    明代同知、通判分驻卫所及其衍生的厅制是弥补卫所军管体制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管理体制与政区形态。此例较早见于陕甘诸卫,明廷先以同知、通判兼理卫仓,又因时因事授以监收、抚民、屯兵诸名号,同知、通判之权责亦从临时派驻办理专务演变为定期常驻且兼辖民政,渐具厅之雏形。弘治以降,巩昌府、临洮府通判分驻陕甘边卫监收仓储。嘉靖、万历年间,巩昌同知分驻岷州、凉州等卫,临洮同知分驻兰州、河州、甘州等卫,其中兰、河监收同知与州、卫并存且办理专务;甘、凉屯兵同知及岷州抚民同知兼管数卫并具行政全权,渐成诸卫所之上的行政单位,初具政区厅之性质。随着清雍正年间陕甘卫所转隶府辖,各厅相继改为府州县,清廷又在河西新拓疆域推行厅卫混合的治理模式。此类厅卫互嵌的管理体制在明清陕甘行政制度转型中发挥着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亦折射出明清王朝疆域统合与边地治理的多元面相。

    2024年02期 v.39;No.151 90-99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8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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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代东北厅制的形成过程

    谢长龙;

    清代东北厅制作为边疆地区设厅的一种典型案例,其发展过程大体可分为草创期、理事期、抚民期、新政期四个阶段。草创期的东北各厅从分驻地方的同知、通判脱胎而来,逐渐确定以驻防区为基础,管理其上的民人、民地;理事期内东北各厅主官均为理事同知、通判,代将军、驻防兼理一定范围内刑名钱粮事务,但受到来自当地驻防的节制;抚民期内各厅改为从属民人管理体系,日益独立于驻防,发展程度高的厅甚至改设为府、州、县;新政期内各厅设治频繁、制度趋同,在新政的安排下成为一种政区分等的手段。清代东北厅制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态与政区不完全相同,各省发展情况亦先后有别,但总体上遵循相似的发展脉络,因之在形成与演变中具备相当的地域性特征。

    2024年02期 v.39;No.151 100-1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9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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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清中后期阴山山地开发与多元群体互动

    张博;

    阴山并非政治军事视野下萧索的边缘界线,它与草原、农田一样,是内蒙古高原民众生产生活的家园之一。清中后期,大量牧民、农民、商人、兵丁、“流匪”进入阴山进行林、猎、农、牧等多元生产。而在这一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蒙旗王公、内地移民、商人势力、牧区蒙民等围绕阴山内部资源的开发有着博弈与合作、纠纷与妥协,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阴山及其周边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阴山的开发,一方面展现出山内外密切互动,各群体共生的情形。另一方面,农牧交错的区位以及关涉蒙旗与边疆秩序的重要性,使得阴山的开发与南方山区相较,更易受政治军事因素影响。此外,山地开发中的矛盾冲突与无序开采等,也引发了社会纠纷与生态环境问题。

    2024年02期 v.39;No.151 111-12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2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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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评论

  • 法国汉学家毕欧的中国历史地理研究

    张怡雯;

    法国汉学家毕欧受业于儒莲,是法国学院派汉学的第二代学者。受家学渊源及工程技术背景的影响,在转向汉学研究后,他致力于专研中国的典章制度与技术史。他对中国历史地理的相关问题也抱有浓厚且持久的兴趣。更为难得的是,他在现代学术规范初步确立的19世纪上半叶,自发地运用现代学术范式,提出并探讨中国历史地理问题,例如历史气候、海岸线变迁、黄河改道、地面高程、地震分布、地磁变化等历史自然地理议题,以及古代疆域、历史地理工具书的编纂等历史人文地理议题。这些议题在百年以后仍然受到中国历史地理学者的关注。毕欧的这类研究是欧洲汉学家以近代学术规范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最早尝试。

    2024年02期 v.39;No.151 121-13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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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区域历史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响应研究的新尝试——萧凌波《气候、灾害与清代华北平原社会生态》评介

    李庆鹏;

    《气候、灾害与清代华北平原社会生态》一书以生命演化周期为视角,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探讨了气候、灾害影响下清代华北平原社会生态的演化,揭示了清代华北平原气候、灾害影响传递与社会响应的过程机制,复原了清代华北平原社会生态系统的演化历程,分阶段阐释了清代华北平原气候、灾害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总结了清代华北平原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响应的特征,具有多学科交叉、区域综合、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研究特色,对深化区域历史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响应以及历史地理学研究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2024年02期 v.39;No.151 131-13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95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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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地札记

  • 中牟县钟繇故里补证

    陈东川;

    唐宋地理文献与明清方志中皆以尉氏县城西北35里的“故钟城”作为魏太傅钟繇故里所在。结合历史文献、遥感影像和实地考察,确认今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西南大秦岗北段一座有东汉建筑特征的古城遗址应是“故钟城”,即钟繇故里不在传统认为的今长葛市境。这一带历史时期岗湖相间,人们在岗阜上立城聚、建茔域,相沿已久。钟繇故里位置的确认,有助于探索该区域汉魏时期的地理环境与人地关系,有利于历史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与利用。

    2024年02期 v.39;No.151 136-14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7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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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水经注》定名考

    雷军;

    郦道元注《水经》的定名经历了一个长期动态过程。从史志目录、实物版本方面看,郦注大题皆为“水经”。唐宋文献有“水经注”“注水经”等称呼。明万历间“水经注”始见于该书内封中,刻序也有改动,以“水经注”为名的相关刻本由此出现。清初学者对《水经》作者进行辨伪,影响了乾隆时期戴震诸人,其所校官本将郦道元由“注者”提升为“撰者”。至此“,水经注”成为书籍的正式名称。

    2024年02期 v.39;No.151 145-152+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1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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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两京城坊考》东京宫城若干建筑考校

    贾鸿源;

    《唐两京城坊考》所记东京洛阳宫城建筑的名称与位置存在讹误,具体包括:未注意《河南志》丽景夹城史料出自《唐六典》,在引用该书时误作丽景门夹城;在利用《河南志》所记九洲池方位时节录失当,且考订结果与他书所记以及考古发现不符;引用《河南志》所记安福殿时误作安福门;未重视《唐六典》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误改长寿殿作仁寿殿;未注意《两京新记》等提示,信从《河南志》误书阊阖阙为阊阖阁;未留意《河南志》“宋城阙古迹”卷蕴含的唐末洛阳宫城史料,将左右银台门视作无考建筑;信从《玉海》所引《河南志》异文,错记太和门位置;忽视宫城建筑前后更名顺序,信从《禁扁》所记,将新旧两处延义门混淆;受《资治通鉴》胡三省注影响,误认为皇城别名宝城。

    2024年02期 v.39;No.151 153-16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013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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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成都古旧地图集》编撰出版

    李勇先;

    <正>成都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和深厚的人文底蕴。为了更充分反映成都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尤其是成都作为“南方丝绸之路”、蜀道、茶马古道、川江航道等水陆交通枢纽,在西南地区经济开发、边疆治理、民族融合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积极整合全国历史地理研究力量,经过多年努力,于2023年完成《成都古旧地图集》(以下简称“图集”)的编纂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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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回顾与展望:中国古都研究四十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23年年会”召开

    王笑寒;

    <正>2023年11月3—5日,由中国古都学会主办,洛阳师范学院、洛阳市文物局、洛阳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承办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古都研究四十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23年年会”在洛阳召开。来自全国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以及中国古都学会、各地方古都学会等150余位代表参加了此次大会,共收到学术论文百余篇。为庆祝学会四十周年华诞,学会秘书处特别制作了“中国古都学会四十年活动剪影”和《中国古都研究目录索引》等相关资料。

    2024年02期 v.39;No.151 16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7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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